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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余的话  

2010-10-01 01:30:00|  分类: 杂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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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麦克水老弟前些天送我一本《我的奋斗》,翻了一遍感觉不错,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。这些年来,我一直想阅读那本强人的同名书,可惜始终未能如愿。但令我惊喜的是,在北京的书店却意外发现了另一心仪之物《多余的话》,是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的,那淡绿色的封皮配上四个优雅的字,直接打动了我的心。

 

    瞿秋白(1988-1935)是中共早期学识最渊博的领导人,他在大学讲课,听课的人挤满礼堂、爬上窗台,其才情震惊四座。他第一个将《国际歌》译成中文,与很多文人相交甚深,鲁迅曾借清人何瓦琴的话,写了一幅条幅给他: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

 

    他被捕时,自称是一名医生,连监狱长都找他开方抓药,眼看就要被救出来时,一名过去的学生认出了他,这位叛徒在背后大喊一声:“瞿秋白!”他木然无应。当面对质后,瞿却淡然地笑道:“既然你们已经认出,我就是瞿秋白。过去写的那份供词,你们就当小说去读吧。”黄埔时的学生宋希濂想为他治病,瞿秋白死意已决,说道:“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,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。”

 

    1935年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,瞿秋白独坐八角亭上,自斟自酌、泰然自若,酒喝到一半,他说:“人之公余,为小快乐;夜间安眠,为大快乐;辞世长逝,为真快乐。”然后,喝完酒,手执香烟缓步走出,途中唱起《国际歌》和红军歌曲,最后找了块空地盘腿坐下,回头对行刑者说了此生最后一句话:“此地甚好!

 

    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,长得文文弱弱,所以喊不出“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这样的狠话,但偏偏向忠发、顾顺章这样的江湖豪杰很快投敌叛党,陈公博、周佛海、张国焘等知识人士也惜命偷生,所以外表和经历代表不了人的一切,唯有信仰和精神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力量所在。秋白先生的表现,真的可以与谭嗣同辉映相照。

 

    就义前的5月17日,瞿秋白写了这部《多余的话》,他在题首上写着:知我者,谓我心忧;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。然后在自序的《何必说?》开宗明义:“话既然是多余的,又何必说呢?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,就是有话,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。”并说在绝灭的前夜,能够乱谈几句,心上也就痛快了。

 

    他在留言中显示了一种惊人的平静,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细细地剖析了一遍,承受着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之间抉择的煎熬,他不喜欢彻底的鲜红,固执地说:“不,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。”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,而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,革命只是他人生试验的一部分,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。他还留嘱,捐出遗体。

 

    同时代的陈望道曾和陈独秀一起建党,后退而研究学问,成为修辞学大家;梁实秋也选择了逃避革命的道路,一个人独立翻译了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有人用瞿秋白来批评之,梁辩解道:“人在情急时,固然可以抄起菜刀杀人,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。”

 

    社科院某老学问极大,他大学同宿舍中的两位投奔了延安,后来都做了极高的官员。八十年代初,我们一帮研究生问起这件事,当时已九十多岁的老人家淡然一笑:

 

“没办法啊,当时就我一人拿到了美国的奖学金。” 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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